老舍手稿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笔下的“人物”和“物件”总是从最平常的生活中截取，鲜活饱满，令人过目不忘。但鲜有人知的是，在《茶馆》中最醒目的“莫谈国事”告示牌的创作灵感源自北碚的一家澡堂；鸿篇巨著《四世同堂》中前两部分《惶惑》、《偷生》也是在北碚完成的手稿。所以，在北碚一直流传着“老舍‘三戒’不易其志，饱受煎熬为民立传”的佳话。

       1938年8月，老舍先生辗转来到重庆，积极开展抗战文艺创作、战地慰问、义卖劳军、救济贫病艺术家等抗战活动的组织工作。不久，他到西迁至北碚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造访友人，与北碚“文协” 30多人聚会，从此就与北碚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期寓居在北碚蔡锷路24号屋，并于1943年10月正式定居于此。

       老舍在北碚，没有固定收入，单以写作为生。当时稿酬很低，老舍的生活非常贫困，经常数月不知肉味，严重营养不良使他疾病缠身，并愈发严重。友人实在看不下去，就向他提出不如到政府中谋个差事，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可老舍自嘲道：“百无一用是书生，既然百无一用，那何人会用呢？”其实，老舍深知国民党官僚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压榨劳动人民，如果让他出来同这些人一道，还不如甘守这份清贫安心。

       1943年，老舍夫人胡絜清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来到北碚。阖家团圆，令老舍喜出望外，但骤增5口人，这又让老舍着实挠头，所以，就把自己的房子戏称“挠头斋”（头疼斋），又因老鼠经常成群光顾“陋室”，干脆更名“多鼠斋”。后来，经梁实秋等人的帮助，夫人胡絜清到国立编译馆做了编审，月薪可买黄谷一石，一家人才算有了勉强可维持生计的固定收入。

       胡絜清向老舍讲起北平沦陷后老百姓的悲惨遭遇和人民积极抵抗的事迹，老舍听后沉默不语，狠抽几支烟后轻轻说道：“我想，我有必要为这些人，我所熟悉的北京胡同的邻居们写点东西，让后人记住他们。”于是，《四世同堂》的创作计划浮现在老舍的脑海中。

       “你应该再考虑一下，现在窘迫的生活适不适合写这么大的作品。”夫人低声说道。

       “我们的生活的确窘迫，但我们还是有些自由的，可以决定自己喜欢做哪些事，不喜欢做哪些事。”老舍望着夫人。

       胡絜清有意避开老舍的目光，岔开话题：“对了，今天冯玉祥将军的人又来过问，你愿不愿意出去做些事情。”

       “谢谢他的好意，他知道我们生活困难，所以，总想找些事来让我去做。但现在的中国，困难的不只我一个，我比起那些贫困的人来，就像小羊圈胡同里的人，还算可以马虎生活的。”老舍的思绪已经走远，竟脱口说出“小羊圈胡同”。

       可胡絜清却感到诧异，忙问：“小羊圈胡同？”

       “对，小羊圈胡同，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只有我了解那里的人和他们所受的苦。”老舍边说边走向书桌，伏案写下“小羊圈胡同”几个字。胡絜清知道，此时老舍已经走进了他自己的世界，轻轻叹了一口气，慢慢退出了房间。

       其实，妻子的担心比起现实的窘迫还算委婉的。老舍嗜烟，烟龄占当时年龄的一半以上，多次郑重申明：先上吊，后戒烟！可就在他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看到餐桌上六口人的饭不如原来的三分之一时，只好戒烟，压缩一切开支。

       夫人胡絜清打趣他：“久闻老舍先生，不吸烟写不出文章，如今才开始《四世同堂》的创作，就要戒烟，怕是会‘夭折’的。”

       “呵呵……夫人的‘夭折’二字，说的是我还是‘他们’。”老舍恋恋不舍的抽着最后半支烟。

       “其实是一回事。”夫人语重心长地说。

       “对，其实是一回事，我为了‘他们’，只有戒烟，要不然就没能力去写了。现实的生活让一家人如此清苦，我又怎么能让‘他们’在我的笔下丰腴起来呢？但如果没有了他们，我的脑袋里一定会是空的，一个空空如也的脑袋，一个穷困潦倒的家，绝对装不下一群‘丰腴的人’。”老舍指缝间的烟都快烧到手指头了。

       “不至于的，我和孩子们都理解你的想法和决定，你抽烟，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再差到哪里去了。”夫人说着，眼角已经湿润，她理解自己的先生，他是为文学和人民而生的。

       “不，现在连最便宜的“长刀”烟也要100元一包，我买不起了，我想小羊圈胡同以后也不会卖烟了，因为那里的人和我一样，甚至不如我，更买不起！”老舍说着，把烟头狠狠摔在地上，然后用脚狠狠踩灭，“去罢，魔鬼！老子的一百元绝不会再买又霉、又臭、又硬、又伤天害理的纸烟了！”

       老舍因之前的一场大病，已经戒了酒，现在又戒了烟，最后连茶叶也买不起，只好又戒掉，还打趣道：学重庆人喝“玻璃”（白开水）。还有什么可戒呢？“戒荤吗？根本不用戒，与鱼不见面已整整两年，而猪羊肉近来也颇疏远。”这既是老舍先生在贫困中的一种乐观的幽默，又是一种为人的态度，宁可“三戒”也要为民立传。

       有时候，老舍先生会写着写着就哭了，夫人起来安慰他：“是不是太苦了自己？”

       “不，是他们太苦了。我想帮帮他们，可我只是个搞文字的人，我只能做这些了，和他们一样的受苦，仍不及他们苦。”老舍伏在稿纸上，陷入沉思……

       就这样，老舍甘受生活的清贫与困苦，仍然笔耕不辍，为自己笔下，确切地应该说是自己的骨肉同胞，艰难的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手稿。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自己的一切不幸比起“小羊圈胡同”里的人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最起码，他还拥有用笔写文章的自由和些许收入，可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倍感“惶惑”、忍辱“偷生”、饱受“饥荒”，“生活在封冻的冰中”，经历着人间炼狱。如果，自己不写出来，他们会被人们忘记，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因此，要为他们立传，要为他们控诉，更要歌颂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所以，不管老舍先生去哪里，总会把在北碚最困苦时期完成的前两部手稿随身携带，视如生命。至今，北碚人民都还记得老舍先生创作《四世同堂》时的每一个细节，并为其修缮旧居更名“四世同堂纪念馆”， 永远怀念这位 “三戒”不易其志，饱受煎熬为民立传的人民艺术家。